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党的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开放日上回答记...

kidkaj

19日上午，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党的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开放日上回答了记者提问。以下为文字实录：
记者：我是彭博新闻社的记者。十九大报告提到了中国金融市场会进一步开放，市场也在猜测RMB很快就会扩展波幅，往常是不是推进RMB扩展波幅的好机遇？央行推进这项变革的时分主要思索哪些要素？往常来看RMB汇率是十分稳定的，往常是不是推进RMB资本项目进一步开放的好机遇？什么时分能够完成完整可自由兑换？谢谢您。

周小川：汇率的浮动愈加依托于市场供求关系来决议，以及RMB更多地成为可自由运用货币，是一个长期的进程。固然过去曾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这个过程还没有走完，所以今后还会继续向前推进。至于机遇，当前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机遇，但是总的来讲，在7月份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和总理的讲话都强调要进一步扩展金融开放，有这个信号。昨天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又对开放、引进竞争机制造了强调，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无疑会进一步朝着这个方向展开。

至于RMB波幅的扩展，并不是当前最紧要的事。首先，当前的浮动区间已很少能限制到汇率，汇率变化主要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当然，有时分扩展一下汇率浮动区间，也是释放一个扩展开放的信号，显现汇改会继续向前迈进，汇率主要由市场决议。但大家也要留意到，扩展波幅并不是当前最关注的重点。

另外几个重要方面，包括市场方面的对外开放，“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都是市场方面的连通，还有“一带一路”也是市场方面的连通，此外机构方面的协作，以及金融市场准入也会进一步对外开放，请大家更全面地关注开放的内容。谢谢。

记者：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我的问题想提给周行长，十九大报告提到了“双支柱”的调控框架，未来怎样去谐和两者之间的配合？怎样进一步完善和健全这个“双支柱”的调控框架？谢谢。

周小川：这个问题假如展开说会很长的。大家也都知道，中央银行在调控方面，首先是运用货币政策，对此各类教科书里都有所描画，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货币政策也有一些新的工具和办法，主要是对目的中止了一定水平的调整和校正，工具箱也愈加丰厚。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调控伎俩，就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G20和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以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所提出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引入宏观审慎政策的一个主要缘由，就是在常规的宏观经济运转过程中顺周期的要素太多，经济好的时分，股票市场也好，公司盈利也多，同向推进的力气比较大。所以，要引入所谓逆周期的政策措施。

此外，宏观审慎的调理也是由于危机的产生使大家进步了对金融稳定的注重水平，有必要引入一些金融稳定的措施。同时，还强调了金融监管规范的更新，像“巴塞尔Ⅲ”，对资本的质量、活动性、杠杆等等都有新的请求。再有，作为宏观审慎措施之一，就是关于系统重要性机构，包括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和国内的系统重要性银行（我国的“工农中建”都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安全保险也是全球系统重要性保险公司），它们的规范应该有恰当的进步，由于这些机构对市场的影响比较大。我们曾经展开了这几个方面的工作，但是的确在制度上、在规则设置上、在政策谐和上，还做得不够好，所以今年7月份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特别强调提出了“双支柱”调控框架，要让两个支柱之间配合得更好。在机构之间，包括“一行三会”，各大金融机构之间，也都希望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同时，从全球来讲，“双支柱”调控框架也仍是一个不时探求的过程。谢谢。

记者：我是《中国日报》的记者。我的问题是提给周行长的。在习总书记的报告中也提出要避免加深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如请您来评价一下当前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您会做何评价？另外，在未来金融去杠杆的方面会有哪些主要伎俩？还有，最近社会上比较关注企业债务高企的问题，不知道您有什么相关的评价？谢谢。

周小川：首先，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这个概念，在全球金融危机发作后讨论的比较多。金融风险有普通性的金融市场风险、金融机构风险，如个别金融机构不安康、不契合相关规范，以至存在关闭破产的可能性。而所谓系统性金融风险则有招致金融危机的可能，会在市场上引发猛烈的连锁反响，使经济和就业遭受严重冲击。防备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各个国度的状况不一样，风险点也不一样，但也有共同的东西。首先从全球来讲，都要避免恶性通货收缩所构成的风险。另外，要避免资产价钱猛烈调整所招致的风险，资产泡沫既有可能出往常资本市场上，也有可能发作在房地产市场上，还可能在影子银行、金融衍消费品方面。关于经济转轨国度，特别是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度来讲，另外一种理想的金融风险，就是所谓金融机构大面积不安康的风险。由于在转轨过程中可能不良资产会十分多，财务上呈现的缺口招致亏损可能十分多。而且在制度转变过程中，可能规则、监管等各个方面都有所缺乏，金融机构也有可能大面积呈现不安康，不少转轨国度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机构基本上都垮了，或者全部都卖给外国人了，这也是一种系统性风险。再有一点，正如刚才所提到的，假如经济中的顺周期要素太多，使这个周期动摇被庞大的放大，在繁荣的时期过于悲观，也会构成矛盾的积聚，到一定时分就会呈现所谓明斯基时辰，这种瞬间的猛烈调整，是我们要重点避免的。

关于去杠杆的问题国内曾经有很多研讨，国际上也有不少评论。首先，若总量阀门把握比较好的话，总量就不至于收缩得过快，杠杆率就会有所降落。我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相对比较高，这里既有刚才郭树清主席所说的直接融资比重低，企业靠借贷、靠债务融资比重过高的问题，也的确存在企业运用资金的效率不够高的问题，包括投资的效益、运用活动资金的效益。因而，我们特别强调供给侧结构性变革，“三去一降一补”不只触及到企业，也触及到银行如何看待自己的资产质量，必需两方面共同努力来调整。同时，也要看到其中有一部分挂在企业名下的贷款，实践上可能是中央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中央政府有时分借中央国有企业的名义作为融资的伎俩，把债务算到企业头上，这个问题要认真看待，要防备中央政府（当然各个中央很不一样，有好的，也有差一些的）在运用融资平台方面和各种变相债务方面，有一些不安康的行为，包括财务纪律不够强，或者突破了界线。

关于家庭部门的债务杠杆率，从全球比较来讲，中国还不算高，但是最近几年增长很快。这个快的水平提请大家留意，不是说往常就要去杠杆，而是说增长的过程要留意质量，要使增量部分坚持稳健，同时又是高质量的。谢谢大家！ (.沟.通.交.流.)